最新发展和关键问题
在这21世纪之初，全球的就业形势仍然有着巨大缺陷。尽管出现了全球经济复苏，但持续的广泛失业还是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国际劳工局估计，2000年末的公开失业大约是1.6亿人，比1998年东亚危机高峰前还要多2000万人。许多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经济已经恢复，但其他许多国家依然处在转向完全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进程中。转型意味着破坏，并且常常意味着不稳定。尽管在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找到就业岗位，以及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就业比例更高，但拉丁美洲的失业在增加，在中东欧、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镇中失业水平仍然居高不下，中国的失业也正在走向公开化。
今天，低质量的工作岗位、低工资、超时工作、不安全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工作和收入缺乏保障变得越来越普遍。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大约为12亿人，他们几乎完全由其中的5亿人即“工作的穷人”供养着。如果把那些工作时间明显低于全日制工时、但希望工作更多时间的人都包括起来，那么，全世界约30亿劳动力中的1/3的人要么处于失业，要么处于不充分就业，要么挣得的钱不足使其家庭摆脱贫困1。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反映了这些担忧（见表1.1和表1.2）。
但无论如何，正如表1.3所显示的那样，现在全球就业形势改善的前景从根本上来说要比最近几年更为光明。美国经济已连续4年（至2000）增长率超过4%，尽管如果发生衰退将不能充当世界其他地区增长的发动机，但这种增长应该会继续下去。欧盟国家已经变得更加有活力了，日本正慢慢地从衰退中恢复过来，亚洲则从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这令悲观者感到惊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经历了几年的人均产值下降之后也正在改善。转型经济国家的产值正在增长；俄罗斯联邦从1998年的危机中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恢复过来以后，现正在加强其税收改革的进程。
青年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升，目前已在下降。例如，在经合组织国家，15~24岁青年的总体失业率从1990年的11.6%上升到1996年的13.9%，然后在1999年下降到11.8%。长期失业的发生率遵循着类似的趋势：在1990年，经合组织国家一年以上失业者的比例为30.9%；到1997年升至34.9%，但到1999年又下降到31.2%2。
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就业在相对较快增长的同时，就业模式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在工业化国家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变得日益板块化。雇主将其人事制度改造成固定的（基本的或核心的）以及变化的（附属的或边缘）两个部分。大多数企业都包括基本的（稳定的、职业晋升导向的、由男性主导的）以及附属的（频繁流动的、缺少职业晋升机会和培训的）两种就业形式。边缘群体与核心群体相比人数在增加，他们包括非全日制和工作分享的雇员、短期合同工、见习人员和国家补贴的培训人员。对企业以外群体的使用也在增加，如派遣机构的临时工、外包、承包和自营就业人员。这一进程使越来越多的附属职工变得更加脆弱化，限制了他们的职业晋升和培训前景，并对他们的就业条件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种趋势下，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况相比，非农自营就业的增长一直比总体社会就业要快——在少数国家这反映了第3章所说的网络经济的增长。但是，在这少数国家中，自营就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仍然很小——1998年的非加权平均值低于12%，变化范围从7%（美国）到23%（意大利）、25%（韩国和土耳其）和26%（墨西哥）不等3。非全日制工作占总体就业的比例趋于增加。在1990年至1999年间，欧盟的这一比例从13%增加到16%，全欧洲从13%增加到15%，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从14%增加到16%4。与此同时，尽管如第4章所显示的那样，就业稳定性仍然在工业化国家中占主流，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密集型部门，但临时就业的相对比重看来也在增大。从1990年至1997年，在12个拥有数据的欧盟国家中，被视为临时性的工薪就业比例从10%增加到12%；在其他6个拥有可比数据的国家中，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和日本的这一比例也有所上升，只是在韩国有所下降5。
出现上述趋势的部分原因可能与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所引发的更大竞争压力有关6。从表1.4所显示的贸易和投资的趋势来判断，全球化的步伐在1998年和1999年放缓，但是，2000年再度加快。进出口的恢复首先出现在工业化国家，然后才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出口额占世界GDP的比例稳步增长，从1960年的不到13%上升到1996年的超过21%7，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继续上升。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从中低收入国家输入的制成品的比重继续上升。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尽管正在慢慢恢复，但还没有超过1997年危机前的水平，而流向转型经济国家的投资只有缓慢增长，而且数量很小。
在低工资国家中面向世界市场的那部分生产和就业增长（如第4章所述，仅在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有几个例子）只是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最近引起特别关注的方面是国际移民问题。表1.5显示了经合组织国家中外国出生的劳动力的变化趋势。在1990年和1997年之间，拥有这两年数据的15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劳动力中的外籍人和非公民比例上升了。在10个国家中，1997年非公民或外籍人占到劳动力总量的5%以上。在许多移居目的地国家，移民是一个政治热点问题。
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压力最突出地表现为非法国际移民的增加。2000年6月，在英国的主要海峡港口多佛的一辆集装箱货车的底部发现了54名中国男子和妇女的尸体及2名存活男子， 这一事件引起人们对于这一行当非人道的关注。据估计，每年有40万~50万移民偷渡进入欧盟，有30万未经批准的外国人进入美国，这意味着表1.5显示的官方数据可能被大大低估了8。
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较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动正变得更加自由——这是第4章阐述的“成本驱动的全球分工”的一个方面。世界银行9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向高技能工人的市场将变得更加全球一体化，日益增长的对技能人员的回报可能会进一步促进（这类人员）在空间上的集中。知识工人跨国流动将更加自由，从而促进技术的流动，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及有助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技能市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加拿大，移民占了计算机工程师、系统分析师和计算机编程人员就业增长量的大约1/3。大约1/4的硅谷公司的领导人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德国制定的从2000年8月开始生效的新法规规定，在3年时间里，允许输入2万名计算机专门人才，英国也出台了类似的办法，以缓解信息通信技术和其他技术人员的短缺问题。印度、东欧和北非可能是这些人才主要的供应地10。
这种面向技术移民政策的自由化是否会扩大到整个国际移民活动，可能要取决于目前关于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缩减影响的争论结果。预计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反，较发达地区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到2010年将会上升至近16%。表1.6对此做了说明。这些国家中65岁以上群体对日益减少的15~64岁人群的比率（“老年赡养比”）肯定会继续上升，到2010年将达到23%，2030年将达到37%，2050年将达到44%。
老年赡养比的上升是由于提前退休的趋势造成的。提前退休常常受到政府的鼓励，或者是作为一项审慎的（同时也是误导的）计划以降低失业，或者是由于税率和年金率以及规则的变化带来的附带效果。提前退休制度对雇主也有吸引力，因为雇主实行的是以年资为基础的工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长期失业现象造成的非自愿性后果。60~64岁群体中的男性仍留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在美国仅为50%，在德国只是略多于1/3，在法国和荷兰还不到1/5。“退休这一概念在一个世纪前几乎还不存在，现在开始得如此之早，以至于男子用来工作的时间只是他们生命时间的一半”11。
由于担心本地劳动力生产不出足够的多余财富来资助老年人或者不愿意这么做，所以工业化国家将注意力转向了从发展中国家引进年轻工人以扩大工作年龄人口的可能性。由联合国人口处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这种替代性移民活动需要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例如，据报道说，2000年7月欧盟部长级会议要根据这项研究考虑提出一项建议，在未来50年里欧盟应该吸纳高达7500万的移民。仅德国一个国家，在2000-2005年间，为了保持工作人口的现有规模所需引进的年均净移民人数，估计为每百万居民6000人12。
替代性移民并不是保持年金领取者生活水平的惟一办法。其他办法包括提高准发年金的年龄，降低提前退休的刺激力和压力，这可能包括需制定年龄歧视方面的立法。美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走得最远，它把确定强制退休年龄视为非法。立法朝这个方向演变大概是无疑的，无论在移民问题上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也许最佳的政策应是尽力扩大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老年人也有机会找到收入高、有吸引力的工作（如第4章所述的远程工作方式）。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析由于使用传统的测量标准而趋于复杂化，这种传统的测量标准起初主要是由男性统计人员制定的。总的来说，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的表格数据13所证实的那样，到20世纪90年代末，男性非工薪劳动者主要是自营就业者，而女性非工薪劳动者主要是不领工资的家庭工。从平均值来看，妇女的工资仍然低于男子。同时，妇女的失业率和非经经济率也较男子高。
但是，从经合组织成员国所得的数据表明，最近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和女性有接近的趋势。女性从事无薪家庭工作的就业比例正在下降。在拥有从1990年至1997年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的13个国家中，11个国家的情况如下：在这个时期的末尾，中等情况的例子（澳大利亚）是无薪家庭工只占女性就业的1.3%，在采样的国家中数字最高的是希腊（24%），最低的是美国（0.2%）14。从事非全日制就业的女性比率也趋于下降，尽管下降幅度不大：在1990-1999年间，欧盟从81%下降到79%；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从73%下降到72%15。在所有拥有分性别的数据的11个国家中，在1990年至1997年间工业部门工资男女之间的差距在缩小16。正如表1.7显示的那样，妇女的就业/人口比一直在上升，而男子在下降，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同样如此，而同时男、女失业率的差距也缩小了。
最近的研究还提示了发展中国家妇女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化的趋势。霍顿17经过亚洲、拉丁美洲、北非和中东地区现有劳动力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结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妇女劳动力参与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正在上升，妇女正在从农业转入制造业、服务业和商业，从农业转入专业、服务、文秘和销售等职业，从无薪家庭工的地位转入工薪就业；一些从前男性主导的职业已经变成女性主导了（如亚洲地区的文秘工作）；得出的另一个结论也得到了特扎纳托18的支持，这就是相对于男子而言，妇女的工资也在上升（对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言，女性工资率的提高快于美国工业化时期）。斯坦丁研究的结果和这些结论总体上是一致的，但他警告说，这些结论可能反映的是一种男女劳动力参与模式的趋同：“在劳动力参与形式变得灵活和非正规化的总趋势下，妇女的状况大概变得较为正规一点，而男子的状况则变得不那么正规一点。”19基于同样的思路，埃尔森认为，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不会自动提高妇女的地位，而工资收入方面性别差异的缩小可能是向下协调、而不是向上协调的结果20（这一点也可适用于前段中所述的工业化国家的趋势）。
尽管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劳动力市场中继续存在的歧视特别有害于妇女的工资和职业前途（正如第7章所说的那样，在许多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劳动力中，妇女的比例偏低），因此仍需制定强有力的性别方面政策以进行干预。这些干预包括：增加妇女和女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颁布和实施生育休假和反对歧视方面的法律；在监控、提供和补助日托服务以及补偿生育假期费用方面增加政府支出（而不是让雇主承担这一切费用，从而增加雇用妇女的成本）。
任何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他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果，而且也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财产，取决于各类市场上的价格，取决于税收和补贴，取决于家庭内部的收入/消费的分配。但无论如何，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于贫困和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2000年6月来自4个国际组织的一份特别报告证实了20世纪90年代在降低极端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21。从地区来看，结果是喜忧参半的。正如表1.8所示，东亚地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在90年代的前8年有大幅度下降（尽管遭遇了金融危机），但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仅下降了一点点；在中东和北非没有变化；在欧洲和中亚（特别是前苏联国家）却上升了。到1998年，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口数量仍然在12亿左右，其中44%分布在南亚。
正如这份联合报告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穷人生活在农村，但是城市贫困增加更快。妇女处于特别不利的境地，因为她们得到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较少，得到货款的途径受到限制，在年老时经济无保障的风险很大。营养不良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1.5亿5岁以下的孩子体重不足，但这一比例除非洲外都在下降。在某些国家中，儿童贫困率正达到惊人的水平22。贫困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尽管许多人仍然贫困或正在变得贫困，但另外一些人却变得更加富裕。通过对36个国家23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统计资料的对比，该资料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和200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24，显示出在抽样的18个工业化国家中，仅有1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更糟。另一方面，在抽样的3个经济蓬勃发展的东南亚国家中收入变得稍稍不均了，在4个南亚国家中有2个、3个非洲国家中有1个国家情况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地区，在6个国家中的3个这种不平均进一步加剧了。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抽样的惟一一个转型国家的不平均进一步加剧了。表1.9给出了这一比较的若干事例以及所使用的衡量标准的定义。
地 区 趋 势
在工业化国家（见表1.10），人们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上，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受私人国内需求拉动，消费者信心仍然很高，投资也在增加。连续第4个年头增长率超过4%，失业率也大约为4%，比经合组织欧洲国家的失业率低一半还多。戈登25经计算得出1995-1999年间的小时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2.7%，而这之前的13年中每年仅增长1%，总因素生产率增幅从0.6提高到1.8%。不管是什么原因使生产率增长加快（在本报告中将会详细讨论），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经济学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罗索恩26认为，生产率这种规模出乎意料的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20世纪70年代意想不到的石油价格冲击带来的影响正好相反：“仅仅数年的出乎意料的生产率增长可能足以将经济转到一种长期性较低的平衡失业率水平上27，可使经济总是在一种长期性较低的失业率基础上运行下去”。
卡恩28补充指出了这些变化对于美国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1998年的基尼系数是0.46，只比3年前的0.45略有上升；与过去20年中的变化模式不同的是，在1993年至1998年间收入最低的1/5群体的家庭收入年增长率为2.7%，而收入最高的1/5群体增长率为2.4%；自1994年开始，工资分配的不平等开始减弱。卡恩在指出这些结果的同时，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传播中的不均衡效果为失业率很低的快速经济增长效果所抵消。这就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道义失业率”，就是说，在这个失业率以下工资不平等差距的缩小开始加快29——在美国，这个失业率水平似乎是4%左右。
一项国际劳工局的研究报告30考察了奥地利、丹麦、爱尔兰及荷兰如何用不同的办法降低了失业率或把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上，降低了青年失业和长期失业的发生率，提高了就业率并减少了性别差距。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成功看来是在有效地综合两方面因素基础上采取行动的结果，这就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既考虑工人的需要，又考虑企业的需要，而不是只靠孤立的政策行动。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对话在主要社会伙伴中创造了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从而做到了控制工资增长和促进社会保护制度的改革。控制工资增长是与以稳定化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相联系的，这种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低通胀和低利率。最后，劳动力市场政策措施，包括培训、再培训和收入保障计划，为职工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雇主提供了进行调整的灵活性，从而为劳动力市场的平稳调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2000年中期，英国的失业率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法国和德国最近也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多年来失业率首次降到了10%以下。尽管如此，许多西欧国家中持续的高失业率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仍然是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长期失业仍然顽固地停留在高水平上，使大量人员实际上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31。
在日本，尽管已经恢复增长（由于财政刺激以及东亚的复苏），但是经济恢复仍然缓慢。金融和企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但步伐相对较慢。就业连续第二年减少，失业率几乎达到了5%，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失业的上升反映了日本大公司推行的终身雇佣制度的衰退，也反映了大企业结构调整的初期努力对于供货厂商的不利影响，它们反过来又被迫解雇工人。日本银行2000年8月宣布放弃零利率政策，这一决定可能将进一步鼓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在转型经济国家（见表1.11），1999年是自转轨开始以来综合增长最高的年份，但是，在中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特别是中欧地区，由于和西欧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相对而言没有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商品价格波动受到多大损害。在这些国家，出口和投资者的信心已经恢复。由于石油价格的上升、货币的大规模贬值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俄罗斯联邦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但是，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结构改革， 这种恢复看来是脆弱的32。
转型经济国家的失业率继续高于西欧：据估计，1998年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在整体水平上失业率超过14%，而欧盟的失业率是 10.8%。总体就业水平在继续下降。在转型国家，青年失业率看来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1998年青年失业率几乎达到30%，而欧盟为21%。在东南欧、高加索和中亚的南部国家，青年失业率特别高。长期失业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长期失业占失业总量的比率从捷克共和国的16%到格鲁吉亚的68%不等33。过去10年中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的迅速下降也伴随着经济活动率的下降，就业条件的恶化，自营就业的增加和实际工资的下降34。1998年实际工资比9年前高的惟一的转型经济国家是捷克共和国，在拥有数据的15个国家中，这个时期非加权平均工资下降达39%以上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正在准备加入欧盟的转型经济国家，需要通过加强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提供目标明确的社会支持和培训项目，来大力支持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
在转型经济国家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贫困。它影响到较为年轻的工作年龄人口，包括低工资收入者、失业者和不充分就业者以及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在大多数转型国家中，最低工资已经低于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特别是在独联体国家，拖欠工资现象十分普遍，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陷于破产。在大多数国家，老年人也遭受到津贴水平严重下降之苦。
在多个转型国家中，反映贫困增加的最明显指数是预期寿命的缩短和死亡率的上升。在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已低于1989年的水平36。男性平均预期寿命的下降幅度大于女性。在俄罗斯联邦，男性的预期寿命从1989年的64.2下降到1994年的57.6岁，到1997年仅恢复到60.9岁37。
失业率的地区差仍然很大，并且在所有转型国家中还在扩大，这些失业率的地区差常常超过20%。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失业率也特别严重，特别是中东欧的吉普赛人。
在转型经济国家，妇女失业看来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势。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和波兰，妇女的失业率高于男子，而在爱沙尼亚、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匈牙利和乌克兰的情况则相反。在那些妇女失业率较低的国家，这常常是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反映，而不是劳动力市场形势好转的反映。失业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面临长期失业或陷入非经济活动的风险要大得多。
急剧的经济转型会引起就业水平的迅速下降。像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之类的危机也会引发就业问题（见方框1.1）
方框1.1 危机对就业的影响
今天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由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引发的就业水平迅速、突然下降。
目前，大约1/3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陷于武装冲突中，或正脱离冲突，或再次进入冲突，或受到邻国冲突的影响。仅在1996年，在53个非洲国家中就有14个受到武装冲突之害，占全世界全部与战争相关死亡人数的一半多，造成了800多万难民、回乡人员和流离失所人员。这些冲突及其严重影响及发展，破坏了国际劳工组织有关促进就业、消除贫困、消除社会经济和性别的不平等、促进民主、保护工人权利以及遵守国际劳工标准的努力。
冲突造成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水平的剧增。例如，据估计东帝汶在独立时发生暴力活动后，失业率高达75%。另外，在所罗门群岛，由于最近的民族冲突，雇用了8000多名工人的现代部门企业被关闭，这种情况进而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迅速和剧烈的。莫桑比克最近发生的洪水损失了30万个就业机会，而该国的形势是，劳动力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在洪水发生前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水平已经很高。在委内瑞拉，洪水和随之发生的泥石流可能已经使大约10万人的生计无着。在世界很多地方，特别是中亚、南亚和非洲，干旱预计使这些地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减少大量的工作机会。
在不稳定的地区推动就业友好重建工作以及促进体面工作已经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努力减轻了危机的影响，有助于恢复受危机影响人民的生活。危机应对和重建重点计划是一个新型计划，它突出地反映了国际劳工组织在危机对策中关于体面工作、社会对话、基本权利和其他重要社会经济因素方面的价值观。该计划主要是应对上面所说的就业方面的挑战，同时促进受危机影响的各种不同人群的融合、恢复和重建他们的社区和国家，并降低未来危机的风险。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似乎至少要比东亚地区晚1年。1999年，多个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GDP出现了实际下降。国内需求的增加以及前些时候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改善，拉动了2000年的经济增长——而且产品价格的上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表1.12所显示的，1999年失业率趋于上升，而实际工业部门工资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这反映了不景气的形势。
在拉丁美洲，2000年的前三个季度尽管经济恢复强劲（GDP增长4.3%），失业并没有明显下降；由于收入的增长比生产率增长慢，工资增长缺乏明显的推动力。在这三个季度8.9%的平均失业率接近1999年同期的8.9%的失业率，比1997年危机前的失业率高于1.7%。青年失业率（18.9%）几乎是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妇女失业率略高于男子。由于生产率的增长（1.3%）以及通货膨胀的降低，工业部门的工资和最低工资分别增长了1.2%和0.5%。
一般而言，在经济周期的恢复阶段，就业的恢复要慢于产值的恢复。例如，智利在危机开始后的一年，GDP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失业率还是比危机前几乎高出50%（1998年末为6.8，1999年的前9个月为10.1%）。随后失业率出现的轻度下降（降到8.8%）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而不是就业的显著增长。
在巴西，尽管目前经济正在扩张，但仍没有从衰退中完全恢复过来，失业率仍然高于危机前的水平（2000年第三季度和1997年的失业率分别为7.3%和5.9%），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正在下降。在该国，就业创造的增加一直伴随着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因此失业状况只有少数改善。墨西哥的情况是个例外，在失业下降的同时，实际工资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长期下降后开始增长。
在加勒比国家，由于经济的结构特点、人口的年龄结构和迅速的城市化（见表1.13），高达两位数的公开失业率成为其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在某些情况下，高移民活动导致人口的负增长，这成为降低劳动力市场压力的安全阀。在一些国家，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巴哈马和苏里南，20世纪90年代的失业下降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改善以及更多的劳动力被吸纳到非正规部门。在牙买加，失业增加的一个次要原因是由于GDP增长特别是农业部门增长放慢。在伯利兹，尽管前几年经济增长强劲，1998年失业仍有大量增加，从1995年的15.9%上升到1998年的21.6%。
说明拉丁美洲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不同国家间差别）的另一个有用指数是表1.14所显示的非农业就业结构的数据。在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做了区分，所谓的正规部门就业是指公共部门和大型私营企业的工薪就业，而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是指家庭服务和小企业中的挣工资者以及自营就业者。正如表中所示，拉丁美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不那么正规了，在这方面，男、女之间有趋同趋势。减少公共部门就业份额的努力是成功的。但是，大型私营企业占整个工薪就业（剔除家庭服务工人）的份额也下降了（从占总就业的71.9%减少到69.4%）——通常是一种劳动力市场恶化的迹象。现在，城市自营就业的男性工人的比例高于女性，女性更倾向于从事小企业的工作，甚至是家庭服务。
拥有数据的拉丁美洲国家劳动力市场状况，按照多个标准排序情况如表1.15所示。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的工薪就业占整个非农业就业的比例最高，接下来是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秘鲁、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排在表的最末。各类私营企业（即排除家庭服务）的工薪就业占整个非农业就业的比例在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最高，在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最低（在这几个国家公共部门比例仍然相对较大）。
在1991年至1998年期间，3个加勒比国家（巴巴多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工薪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例从64%上升到66%，而政府部门就业的比例在下降，私营部门工薪就业的比例从46%上升到50%。私营部门男性和女性工薪就业的比例均有增加，但1998年该类别就业者中57%为男性。巴巴多斯私营部门工薪就业工人的比例为65%，应接近表1.15中排序的高点。牙买加（48%）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0%）应接近低点。
关于亚太地区，1999年和2000年两年是走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复苏期。韩国、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都特别高。由于生产增加，失业率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就业率和实际工资均有所提高，尽管在印度其对于减轻贫困的影响仍然不大。太平洋地区近来的发展形势尚不尽如人意。斐济和所罗门群岛武装推翻了民选政府，给生产产出和就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需要若干年的稳定才能消除。亚太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就业和失业变化趋势在表1.16中予以说明。
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复苏开始得比预想要更早，恢复速度也比预计的要快。目前，危机国家通过调整货币政策，采取渐进的财政稳固化措施以及加强竞争实力等，出现了实际产出增长强劲的新局面38。电子行业的恢复速度尤为突出。但各国的恢复速度不尽相同。如图1.1所示，5个受创最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虽说1999年的整体状况强于1998年，但是，到1999年年底，只有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3个国家的季度产值水平刚刚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2000年下半年，菲律宾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相对而言，劳动力市场比生产受到的冲击更大，恢复速度也更慢一些（其影响已在方框1.2中详尽列出）。在1999年期间，印度尼西亚（6.4%）和马来西亚（3.4%）的失业率仍呈上升趋势，韩国（6.3%）、菲律宾（9.7%）和泰国（4.2%）的失业率则只略低于历史最高记录。截至2000年第一季度末，泰国的失业人数（1418000人）是1996年同期失业人数（641300人）的两倍。此外，“受挫工人”，即在危机最严重时刻退出了劳动力队伍的人，随着经济的好转，又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在韩国，由于制造、零售业和餐馆旅馆业部门的快速增加，到2000年10月，失业率迅速降至3.4%，据预测，2000年底有可能回升到4.1%，但与1999年水平相比将低得多。
方框1.2 脆弱群体与亚洲金融危机——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以及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通过一项对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5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前3个国家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受危机的冲击最为严重。此次危机之前，菲律宾没有达到同等的发达程度，因此受危机的冲击也小一些。在马来西亚，危机的后果主要是由移民劳动力承担了（移民工人几乎占该国劳动力的20%）。某些国内群体显得特别脆弱，比如：各国的青年劳动者，尤其是泰国青年；泰国的国内流动劳动力；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女性家长；以及各国的非技能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
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对危机的反应不尽相同。在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失业率和（按不同方式计算的）不充分就业率大增。除印度尼西亚外（该国妇女劳动参与率出现了上升，因为她们要拼命弥补骤然减少的家庭收入），劳动力参与率和实际工资在其他国家都下降了。劳动力发生了向农业部门的回流，以印度尼西亚为最；或者由正规部门或工薪就业转向自营就业和非工薪型的家庭工作。
这对于脆弱劳动者的影响如何呢？一般说来，各个群体的失业率都有不同比例的上升。但是，由于脆弱群体（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和劳动力高外流区的居民）的失业率在平常情况下总要高于其他群体，所以在危机情况下，这类群体中的绝对失业人数增加得更多。与壮年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相比，所有其他群体的参与率几乎都下降了。在韩国，原来工资差距缩小的趋势因发生危机而开始逆转，不过，性别差距继续缩小。在泰国，原已缩小的城镇收入差距违背人们的期望，又重新拉大了。
5国政府都采取了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本项研究重点考察了公共工程的工作，这是通过地方政府或社区组织进行的（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考察了工资补贴（韩国）；考察了鼓励自营就业的财政刺激措施（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考察了对主动离职人员扩大发放离职费职业（马来西亚）；考察了用于向破产公司支付解雇费的基金设置情况（泰国）；考察了将失业保险扩大至拥有5名以上员工企业的情况（韩国）；还考察了改善就业服务网络的情况等（韩国）。
一般说来，在这些劳动力市场性质类似（与南亚和拉丁美洲相比）的国家里，安全网还不足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下滑。在公共工程计划的设计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妇女对她们可获得的工作类型并不满意；韩国将公共工程的工资定得过高（超过最低工资50%），这样，往往将非劳动力或其他职业的职工吸引过来，排挤了作为设计目标的下岗非技能工；韩国的工资补贴措施似乎对男性的好处大于女性；这种补贴方式并不能避免雇用女工特别多的小公司遭受破产或进行重大裁员；还有，壮年男子往往是就业服务网络改善后的主要受益者。
从这一事件得出的主要教益是，为使政策真正惠及处于类似危机中的脆弱群体，在设计时必须将他们专门铭记在心，否则，政策势将有利于失业的男性家长。同时，亚洲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干预方面的经验。
资料来源：S.霍顿和D.马宗达“脆弱群体与劳动力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为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日本劳动省、日本劳动研究机构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准备的文件，东京，1999年10月；G.贝特切曼和R.伊斯拉姆：“经济危机和东亚劳动力市场概观”，引自该两位作者的《东亚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危机：影响、反应和教训》一书（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2000年）。
反映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经济复苏的另一个更为敏感的指数是实际工资水平，图1.2显示了其中4个国家的情况。根据这个指数，只有韩国真正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2000年第一季度，菲律宾和泰国的实际工资比1997年第二季度仍低出9个百分点，而在印度尼西亚，这场场灾难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部影响在1997年和1998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上述4国在1999年间，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了实际工资恢复增长的迹象。在2000年，韩国的实际工资还保持继续增长，虽然其速度不及1999年下半年那么快。不过，直至2000年上半年，泰国的实际工资依然呈下降趋势。
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加快，它通过维持货币不贬值，对亚洲经济的恢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0年上半年，中国的实际GDP比上年增长8.2%，虽然无法与20世纪90年代前期持续的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但已是1997年以来的最快速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关闭进程的发展，私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消费者和公司都热烈欢迎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经济的到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有望给改革带来持续的动力。据报道，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步伐已经加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虽然越来越多，但许多下岗职工在服务部门的私企中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的头7年中，国企就业在总就业中比例一直保持在16%左右，据估计，到1998年，已下降至13%左右，而私营部门就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1%上升到了1998年的近5%。然而，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调整后的城市失业率（即包括仍与国有企业保持正式关系但已不工作的人员）在1999年为9.5% ，而官方数据为3.1%39。一种失业保险基金已经建立起来，资金来源于工资总额和职工个人的缴费，1999年覆盖了1580万职工。农村经济增长要慢一些，由于乡镇企业面临着城市公司的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农村收入在2000年上半年仅增长了1.8%；可是，乡镇企业在整个就业中的比例在1990-1998年期间从15%上升到了1840。在农村地区，不充分就业是一个严重问题。据估计，农村地区将有约1.3亿不充分就业人员需要到农业部门以外寻找就业机会41。
在越南，20世纪90年代采取的结构变革措施对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和减轻贫困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地区性经济危机导致越南在1998年和1999年出现经济滑坡，但很快就恢复了，到2000年，经济增长超过了6％，1998年和1999年的经济下滑对于城市失业有不利影响。服务业成为主要的就业增长点，而农业就业占劳动力的比例从1993年的71%下降至2000年63%。初步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城镇地区的失业率为6.4%，基本上与1999年的6.5%持平。
大多数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次大陆的经济复苏，只是步伐稍慢一些。虽然出口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就解决贫困问题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如表1.8所示，20世纪90年代的头8年，南亚次大陆日收入在1美元 以下的人口比例从44%下降至40%，但是，1998年的极端贫困人口达到5.22亿人，比1990年增加了近3000万人42。
在印度，以全国性抽样调查43为基础，最近的估计表明，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明显的进展趋势44。虽然对此调查结果的解释应当是谨慎的，近年来的经济较快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任何贫困状况的明显改善。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印度的贫困发生率已从1973-1974年间的55%下降到1993-1994年间的36%，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基本保持在3.2亿人左右。在有组织的部门中，尽管公共部门就业近期有所下降，但私营部门的就业在改革后期有了某种程度的正增长。然而，与产出相比，有组织部门的就业弹性仍然很低。农业部门非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98-1999年间下降了2.1%，而在此之间的头两年，曾出现过6%的良性上升。各个经济部门的临时工数量一直在增加，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也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巴基斯坦，由于经济长期衰退、海外移民速度放缓以及移民往国内的汇款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就业和贫困状况更加恶化了。1999年，失业水平在6%左右，从历史趋势上看，该比例是高的，并且妇女失业大大高于男子（女性为15%，男性为5.2%）。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由1987-1988年的17.8％螺旋式上升到1998-1999年的32.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由1780万人攀升至4390万人，短短11年，增加了2610万人。到2000年下半年，巴基斯坦的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主要是由农业和制造业出口增加拉动的。当然，要想完全扭转90年代就业不断恶化的形势，还需要长期持续的经济恢复。
在孟加拉国，虽说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较此前20年为快，但是仍不足以吸纳新增加的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净增800万劳动力，而就业只增加了500万。孟加拉国的人口80%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半数处于贫困线以下。
在尼泊尔，据1998-1999年的《劳动力调查》，城镇失业率为7.5%，农村失业率为1.2%。虽然没有近年来可比性估计数据，但是根据《1996年尼泊尔生活水平调查》结果重新加以计算的一项劳动力调查数据，应能说明失业率在近几年内略有增加。尼泊尔的贫困指数没有显示出下降的趋势，估计目前的贫困发生率在45%上下。
在斯里兰卡，1999年度的总体失业率为9.2%，其中，女性失业率为14.7%，高于男性的6.3%，尤其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处于最佳年龄段（15~19岁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的青年群体的失业率竟然高达25%以上。
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利用其外汇储备和海外资产抵御住了其他市场蔓延过来的负效应，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遭受大的损失。1999年到2000年的石油价格上涨（2000年8月中旬达到自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的最高价位）进一步刺激了产油国的经济增长。对于该地区的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更为多样化的国家来说，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表1.17对此做了说明。比方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阿尔及利亚的失业率估计为29%，埃及为8%，黎巴嫩为9%，摩洛哥为22%。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非正规部门都扩大了，该部门被视为是许多人的生存部门，包括对于过去的中产阶层来说。多年来，这些国家的失业问题还跟其他问题搀杂在一起，比如，人口增长速度快（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公共部门人口过剩等。不少国家的政府开始终止实行为毕业生就业兜底的做法，并开始精简机构，结果使得新成长的劳动力找工作更加困难。
海湾合作委员会45的成员采取了以本土化为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外籍工人在劳动力中占很高的比重，如在阿曼占61%，科威特占83%，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占91%。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不到10%的本国从业人员在私营部门工作。一些外籍工人被遣返了，致力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本土化的多项计划正在实施。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是，在一些国家中，大量的外籍工人陷入了困境，既没有工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回国。在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的地位并不完全清晰，据报道，在25~54岁的女性人口中非经济活动率较高，从科威特的51%到阿曼的79%不等，相比之下，各国男性的非经济活动率还不到10%；然而，这也许只能部分反映出当地在测量方面的做法。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虽然在2000年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以尼日利亚、南非、加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为代表）但是，在20世纪接近尾声之际，生产的增长仍然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如表1.18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发生率居世界之首——这种状况仅有轻微改善。自然灾害（2000年初莫桑比克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局部地区冲突不断和政局不稳（如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以及非能源产品价格疲软（影响到了咖啡、茶叶和棉花等）等抵消了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在南部非洲国家，虽然该地区各国国土面积、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差别很大，但最为紧迫且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是高失业率，大多数国家中约有1/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见表1.18）。最新公布的官方失业率是：纳米比亚19.5%（1997年）、南非23.3%（1999年）、莱索托42%。
在东部非洲次地区，各国经济形势及其对就业形势的影响各不相同。干旱和战争给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负影响。乌干达和毛里求斯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全面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在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肯尼亚正经历着一场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失业率急剧上升。虽然坦桑尼亚的经济有所恢复，但该国每年高达3%的劳动力增长率和不足4%的经济增长，使得就业形势往好处说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只是在就业密集型部门略有增长。
艾滋病及其病毒的威胁弥漫在整个非洲地区，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到国民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目前，据认为约有2500万人感染上人艾滋病46。艾滋病在南部非洲（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诸国的发病率极高。
艾滋病的影响在本来已经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显露出来（见方框1.3）。近期对东部和南部非洲劳动力市场状况进行的一项研究47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国48中公共部门的就业出现了下降。然而，在90年代中期，除赞比亚（18%）外，整体公共部门就业在正规部门工薪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仍然相当高（从乌干达的31%到肯尼亚的46%不等）。而且，在90年代中期，所有5国中私营正规部门工薪就业占劳动力的比例均比前几年下降，如表1.19所示。
同时，实际工资也在下降，1996年，肯尼亚制定业的实际工资只有1987年水平的一半稍强，而津巴布韦则下降了1/4。
方框1.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艾滋病毒对经济的影响
毫无疑问，艾滋病会直接影响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口结构。该地区内已有18个国家的人口均预期寿命出现下降。到2020年，在受影响最重的国家中，人口的“烟囱式结构”（35岁以上人口比例锐减）很可能将取代“人口金字塔”。从家庭水平看，最能说明这一传染病会带来的经济影响。某一家庭成员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就意味着该感染者失去收入，医药费开销增加，同时，还需要别的家庭成员耽误工作或学习来照料病人。父/母死亡往往会导致孩子辍学：孤儿越来越多，并且，许多孤儿还要养家糊口。如果从宏观水平看，这意味着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政府用于防治艾滋病的支出在预算中的比例日益增加，从而挤占了用于其他卫生事业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开支。1997年，在抽样调查的16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仅仅用于艾滋病公共卫生支出占到了GDP的2%（而这些国家的全部卫生事业支出只占GDP的3%~5%）。在教育部门，除了儿童辍学的压力外，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也减少着教师的供给，从而导致班级规模增大。例如，在赞比亚，1998年的前10个月中就有1300名教师死亡，大约相当于每年新培养教师的2/3。
在大多数非洲人从事劳动的农业部门，成年人因感染艾滋病而丧失劳动力，有可能引起从商品农业到生计农业的转换，并且会减少对土壤改良、灌溉或其他方面的资金投入。一些家庭甚至不得不变卖牲畜、家具或土地，以筹集医治艾滋病的有关费用，而缺乏知识或技能对生产率有着负效应：例如，1999年，在津巴布韦的小型农场和社区地区，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去世，估计会导致农场的玉米产量减少60%多。
在私营部门，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和死亡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公司纷纷反映说，生产率下降，缺勤增多（因生病或丧失亲人），劳动力流动加快（因疾病或死亡），用于招聘、培训以及员工福利的成本都增加了。例如，有一家肯尼亚糖业集团报告：1995-1997年间，由于疾病（至少有3/4与艾滋病感染有关），总共损失了8000个工作日；1993-1997年间，从甘蔗原料中加工出的糖比率下降了50%；员工不得不替生病同事加班，导致加班费增多；从1989-1997年，公司开支的丧葬费增加了5倍，同期的医药费支出也增加了10倍。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因感染艾滋病导致的人力资本损失。人们认为，这种损失在技能工人、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比例要高得多。艾滋病不仅减少了此类人才的存量，还削弱了保持未来流量的能力，一方面是因为教育培训机构中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内部的压力也会促使企业减少对职工的在职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厂内培训。
资料来源：联合国艾滋病工作组：《全球HIV/艾滋病报告》（日内瓦：联合国艾病工作组，2000年），第29页；世界银行；《加强非洲地区应对HIV/艾滋病的行动；对一种发展危机的反应，非洲地区》（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2000年），第11~12页；国际劳工组织：《非洲的HIV/艾滋病状况：对劳动世界的影响》，非洲发展论坛文件，2000年12月。
就 业 前 景
当前的问题是，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这种复苏带来的有利于改善全球就业水平与质量环境能否保持下去。它取决于下面几个相互关联问题的回答：（1）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否持续下去？（2）欧洲能否接替美国，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3）俄罗斯的经济振兴会不会摇摆不定？（4）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是否稳定？（5）印度是否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之路？
美国经济是否会再度繁荣？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又非常低已成为美国的特点。但是，近期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永久性地改写了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呢？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悲观的回答。比如，戈登49就十分担心劳动力市场发生紧缩， 对此他指出失业率下降的底线可能已经达到；担心非常高的经常帐户赤字；担心建立在过分膨胀的股值和高水平家庭债务之上的消费需求基础。罗索恩50和卡恩51二人也有着同样的担心，他们警告说股市的繁荣只不过是投机泡沫而已，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假如发生这种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衰退和失业上升。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2描述的“硬着陆”方案，作为对它做出的2001年基线预测的一种备案。如果美国投资商对股票的预期收益率与其他可利用的投资工具的收益相比，而突然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因为美联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还是因为对“新经济”可能带来的未来生产率的增长限度重新评价的结果），其结果将是大量资金外逃，从而引进股票市场回落和信心的全面消失。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美国2001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为1.25%。世界其他地区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尤其是欧元区（继而可能引起广泛的货币调整）和拉美地区，那么，2001年全球的产值将仅增长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今仍坚持它的关于美国以及世界经济“软着陆”的基线预测，美国的经济增长将逐渐控制下来，达到一个可持续保持的比率，而日本、欧洲、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经济出现持续性恢复。但是，美国的股市显然很脆弱，因而经济增长率更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案前景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欧洲能否成为新的“发动机”？据报道，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前的一次预备会上，德国财政部长对七国同行说：“欧元区的增长势头是极为强劲有力的，……如果美国增长出现滑坡，我认为，欧洲货币联盟（EMU）有机会取而代之，成为世界增长的火车头。”53失业率下降、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扬，毫无疑问促进了该地区的商业信心。人们普遍认为，劳动力市场走向更大的灵活性会继续下去；已经有人预言54，欧元区的失业率到2005年可能降至5.5%以下，同时又不拉动通货膨胀。然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55的经济学家们却告诫说，货币统一和各国独立货币政策的取消给欧洲劳动力市场带来一种威胁：一种高概率的非均衡冲击将以不同方式影响各成员国，而在全欧盟水平上又缺乏可操作的调整机制。由于欧盟国家之间劳动力流动有限，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机构和规章又仅仅适合于本国而非全欧盟，因此，他们认为其结果是，或者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家失业率上升，或者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区转移出来，这两种情况都将带来进一步的风险。不过，如果实行一种相对于美元而言的高竞争力汇率，加之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可能使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得以处理好上述内部问题，不管它们是否准备好充当世界的“发动机”。当然，这要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美国经济得以避免“硬着陆”，从而不对欧元区造成负面影响。
俄罗斯的复苏会不会摇摆不定？虽然中东欧国家与西欧邻国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对于整体转型国家来说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人口众多（1999年占独联体人口总数的36%）同时，还因为其与中东欧国家、特别是与其他独联体成员的贸易联系和其他关系。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尽可能长时期地持续下去，这对该区域的就业至关重要。这种增长的势头继续令人吃惊——2000年上半年，实际GDP较上一年增长达到创记录的7.3%。在宣布这一消息时56，俄罗斯总理也警告说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通货膨胀率大致为月均2%。进口价格的上涨是1998年以来卢布大幅贬值的反映，目前正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对俄罗斯经济新建立的竞争优势的早期伤害（通过实际汇率）。显然，经济增长还得益于石油价格的坚挺。政府安排的2001年4%的实际增长率是以预计每桶油价18~19美元为基础的，这一价位要低于目前的市场预测。然而，为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要通过“给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环境以及进一步减少工资拖欠和非货币支付方式” 57。从这方面看，2000年6月制定的一项新的结构调整计划，以及其中某些措施的实施，可以说，已经步入了正确的轨道，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
东亚危机是否真的结束？许多观察家都相信，鉴于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的经济恢复将得以巩固甚至进一步加强，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望继续进行广泛调整，而且生产未达到原有能力。国内资产也有望吸引更多的投资商。2000年下半年，有人对亚洲金融市场的低迷表示担心。由于自2000年初开始，亚洲地区股市遭受大量损失、汇率受到压力，长期走低的利率出现逆转，因此，2000年7月，亚洲经济复苏信息中心主办的《复苏观察》杂志58曾提出质疑说，亚洲地区是否在经历一场小型危机。与前一年相比，到2000年11月，亚洲经济复苏信息中心监控下的5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月平均股指下跌：韩国（跌41%）、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均下跌31%）、菲律宾（跌26%），另一个国家马亚西亚的涨幅仅为1%。除菲律宾之外，各国利率恢复了稳定，但印度尼西亚（34%）、菲律宾（23%）和泰国（13%）的本国货币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中心警告说，这些趋势可能会从不同方面威胁经济复苏：在已经萧条的投资环境下提高资本成本；抑制新商机，导致一些项目延期或被迫放弃；延迟银行和其他商业结构的利润回报；还有，由于财产效应，使私人消费复苏的步子放慢。然而，所有这些变化迹象可能只是反映了个别地方的状况，而不是意味着又重陷危机，而且这些国家目前对危机有了更大的承受能力。简而言之，亚洲各国的经济复苏似乎已经走上正道，并受到中国经济重新焕发出的活力的支持。再者，虽然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所取得的进展比较缓慢，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少出台了一项新措施，即“应急信贷额度”，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防范金融危机，而非危机之后收拾残局。
印度是否走上持续、高速发展之路？近些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高达6%。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高增长率转化为更为生产性的、报酬更优厚的就业水平。尽管印度的公开失业率不高，但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却在生产率极低的活动部门。因此，经济改革计划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上，同时，改善小企业、微型企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率和工作条件。
总的来说，不确定因素显然还很多，仅靠持续经济增长还不能够确保到2010年能创造出5亿个新的工作岗位（见方框1.4），也难以提高全部岗位中被视为是“体面”工作的比例。为此，本章确认的世界就业政策中的缺陷也需要加以克服和消除，主要措施是：
● 经济增长需要辅之以有效的目标干预措施，以帮助结构调整中的受害人员和减轻贫困；
● 对于HIV/艾滋病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应有足够认识并采取相应行动，不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包括受其威胁的其他地区；
● 应更多关注新创造的就业岗位的类型，尤其是岗位的工资水平、脆弱程度、职业前景和培训前景等因素；
● 需要采取与性别有关的市场干预措施，以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聚合趋势反映的是妇女工作条件的改善，而不只是男子工作条件的恶化；
● 在人口老龄化或人口逐渐减少的国家，对提前退休的激励应予减少，同时要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以便让老年人有机会从事报酬较好的工作。
如果全球持续增长的话，则能提供一个有利空间，使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制定者们得以解决这些艰巨的课题。然而，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即经济增长有可能只作为就业政策改革的替代物发挥作用，并不能真正推动就业政策的改革，这样就会给全球的失业人员和工作穷人带来更严重的长期不利影响。
方框1.4 到2010年，需要创造5个亿新的工作岗位
虽然全球劳动力的增长率有望下降，但是，到2010年，仍然需要创造大约5亿个新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一是为了提供给新加入劳动力市场人员，他们中绝大多数在欠发达地区，再就是为了降低全球的失业率。
基于国际劳工局的预测制定的下表，突出说明了所有地区劳动力增长率预计下降的趋势，其中在欧洲根本没有增长，北美的年增长率不超过1%。非洲国家劳动力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则主要是受HIV/艾滋病的影响（见方框1.3）。
据预测，最大绝对值出现在亚洲，因为它几乎占全世界劳动力的2/3。世界劳动力中妇女的比例已由1950年的36%上升至2000年的40%，并且还有望继续上升，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
要迎接这一挑战就需保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将失业率降低至摩擦性失业的水平上；新创的工作岗位应是充分生产性的和报酬丰厚的，以减少全世界劳动力中的工作穷人的比例；所创造的岗位应是体面的，符合自由、公正、安全和人类尊严的条件——而且这还要求应让越来越多的加入劳动力的妇女能够找到与其资历和愿望相称的工作。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经济活动人口，1950-2010年》，第4版（修订）（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1年）。
注 释
1 这些计算均以每人每天1美元的比率为基础。对17个抽样国的同类计算采用了较高的贫困分界线（即采用以1985年的价格为基础的每天14.4美元的美国贫困线水平）。这一计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处于公开失业的人数和工作穷人的人数相比只略低一点，都在2500万人上下。工作穷人超出失业者数量最多的国家有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少的国家主要是加拿大、法国和英国。
2 组合组织：《2000年就业展望》（巴黎：经合组织，2000年）统计附录，表C和表G。
3 同上。第157页。
4 同上。统计附录，表E。
5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1999年）》（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99年）。
6 同上。已讨论。
7 A.K.戈斯：《贸易自由化和制造业的就业》，工作文件2000/3，就业部门（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0年）。
8 《经济学家》（伦敦），2000年6月23日。
9 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10 国际劳工组织：《欧洲的全球化：信息经济中的体面工作》，国际劳工局局长在第六届欧洲区域会议上的报告，日内瓦，2000年12月（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0年）。
11 《经济学家》（伦敦），2000年8月3日。
12 联合国人口处：《替代性移民：是解决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一种办法吗？》（2000年）。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migration.htm。
13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1999年）》，出处同上。
14 同上。
15 经合组织，材料同上，统计附录，表E。
16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1999年）》，出处同上。
17 S.霍顿：《边际化问题反思：妇女的市场劳动、报酬与经济发展》摘自《世界发展》，Vol.27,No.3,1999年，第571页。
18 N.特扎纳托斯：《全球经济中的妇女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经济增长作用、不平等危害和公共政策的至关重要性》，摘自《世界发展》，Vol.27,No.3,1999年，第551页。
19 G.斯坦丁：《灵活劳动带来的全球女性化：问题反思》，摘自《世界发展》，Vol.27,No.3,1999年，第583页。
20 D.埃尔森：《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平等、效率与权利问题》，摘自《世界发展》，Vol.27,No.3,1999年。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共同的美好世界：向国际发展目标迈进》（华盛顿特区、巴黎、纽约，2000年）。www.paris21.org/betterworld/ .
22 国际劳工组织：《2000年世界劳动报告：变化世界中的收入保障与社会保护》（2000年，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0年）。
23 附表1.9中所列的国家之外，抽样国家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丹麦、芬兰、德国、危地马拉、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和美国。
24 应谨慎对待这些比较，因其提到的调查完成的时期不同、目的有别、方法各异。
25 R.J.戈登：《“新经济”是否称得上是过去的伟大创造？》，工作文件（埃文斯顿，第3卷，西北大学，2000年4月），表1。
26 R.罗素：《信息技术和“新经济”》，《世界就业报告（2001年）》的背景文件，第5页。
27 均衡失业率是指“非引发通胀失业率”，有时也称为失业的“自然比率”。也就是说超过这个比率，通货膨胀往往会加快上升。
28 A.R.卡恩：《美国的“新经济：对增长、就业和分配的影响是什么？》，《世界就业报告（2001年）》的背景文件，第12页。
29 J.加尔布雷恩和V.加尔扎坎图：《美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1920-1998年》，得克萨斯大学不平等课题组，1999年2月。
30 P.奥尔：《欧洲就业的振兴：奥地利、丹表、爱尔兰和荷兰劳动力市场的成果》（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0年）。
31 国际劳工组织：《欧洲和中亚的体面工作：国际劳工组织在1995-2000年间的活动》，国际劳工局局长在第六届欧洲区域会议上的报告，日内瓦，2000年12月（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0年），Vol.Ⅱ,第4页。
3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新编》（伦敦：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0年5月）。
3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社会变革时期的未成年人》，地区监测报告第7号（佛罗伦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诺森蒂研究中心，2000年）。
34 A.内斯普洛瓦：《转型国家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99年）。
3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富裕国家儿童贫困状况排序表》，英诺森蒂报告系列No.l（佛罗伦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诺森蒂研究中心，2000年），表9.5。
36 国际劳工组织：《欧洲和中亚的体面工作：国际劳工组织在1995-2000年间的活动》，出处同上。
37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出处同上，第7页。
3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危机后的复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讯（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6月）。
39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40 P.理查兹；《为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而努力：趋势、障碍和政策》（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1年）。
41 国际劳工组织：“国家简讯”，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1999年5月24日。
42 亚洲开发银行，同上，第179页。
43 最近一轮全国社会调查（NSS）采用了所谓的“稀疏取样法”，2000年考虑采用一种更坚实的评估方法。
44 印度政策：《1999-2000年经济调查》（新德里，2000年3月）。
45 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6 联合国艾滋病工作小组：《全球HIV/艾滋病报告》（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工作小组，2000年）和《艾滋病最新动态》（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工作小组，2000年12月）。
47 W.冯?德盖斯特和R.冯?德霍温合著：《非洲的调整、就业与低效的机构：东部和南部非洲的状况》（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99年，詹姆斯?柯里联合出版、牛津，英国）。
48 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49 R.J.戈登：《“新经济”是否称得上是过去的伟大创造？》，出处同上。
50 罗素：同上，第5页。
51 卡恩：同上，第125页。
5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华盛顿，2000年6月）。
53 路透社，2000年7月11日。
54 《经济学家》刊登的对摩根?斯坦利的专访，2000年6月10日。
55 R.索尔特韦戴尔、D.多斯和C.克里格一博登：《欧洲劳动力市场和欧洲货币联盟：挑战在前》，摘自《金融与发展》，Vol.37,No.2,2000年6月，第38页。
56 《莫斯科时报》，2000年8月18日。
57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新编》，其他同上，第74页。
58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复苏信息中心（ADB ARIC）。Aric.adb.org/external/arr2000/arr-may.htm,2000年7月5日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