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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业报告（2001年）》研究的是，在当今全球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的时刻，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对于工作生活的影响。尽管就业工作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特别是在美国和一些工业化国家，但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新增就业机会并不足以让那些由于结构调整而失去工作的人和新增劳动力实现生产性就业。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2000年末，大约有1.6亿人失业，其中大部分是初次求职人员。几乎在所有地区，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至少是平均失业率的两倍。1.6失业人员中大约有5000万在工业化国家，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
此外，还在大约5亿劳动者不能挣到高于每天1美元这一维持家庭生活的贫困的足够收入1。这些人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在那些不属于穷人的劳动者中，许多人也缺乏基本的工作和收入保障。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类人群的数量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在增加。
今后10年，尽管全世界劳动力的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新增青年求职者仍会达到约4.6亿人。其中仅会有3%的人分布在欧洲和北美各地。2/3在亚洲。在非洲地区，由于艾滋病流行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有着灾难性的影响，新增人数要比早先预测的少。从更长的期限来看，最严重的问题将是由于艾滋病流行而造成的人力资本的丧失。这种人力资本的丧失在有技术的工人、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比例特别高。这一流行病不仅减少了这类劳动者的存量，而且也降低了未来保持训练有素人员供给量的能力。
改善全球就业形势的前景将主要取决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是否会继续下去。这里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美国经济的运行轨迹（趋向“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欧洲转而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的可能性，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以及印度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势头的能力。
总体而言，尽管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世界经济最近总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有利的前景。经济增长会向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提供某种性质的工作机会，并可能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这是不够的。人们不能期望经济增长本身能够确保提供所需要的5亿个高质量的工作岗位，以让全世界所有劳动者更加接近享有体面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加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问题，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克服歧视并使就业成为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报告的主题部分，如果从目前这个阶段看，很显然，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对未来几年全球高水平将具有重大的、但难以确定的影响。
信息经济中的工作生活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数字聚合降低了通信的两大长期性障碍——迟缓和距离。通过因特网和其他网络更便宜、更快速、更多样化传输大量信息，正在创造一个人们可以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信息量的世界。一种“新经济”正在出现吗？
信息通信技术使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对称”——更多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得所需要的更多的信息——但这也在破坏现有的经济关系。这种效应将带来市场结构、各种组织的结构以及经济行为现行模式的深刻变化。当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数字通信”这个易变的新世界时，人们忽略的地方是：信息通信技术的真正危险在于它将如何改造“老式经济”。
经济的职能如何变化将改变劳动世界。工作岗位的创造和丧失、工作的内容和质量、工作地点、就业合同的性质、所需的技能以及多长时间可以获得这些技能、工作的组织方式以及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运作和效率——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正在出现的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影响。
在网络经济中，知识劳动者，即那些创造思想并将这些思想用电子方式作为“无形”或“非物质”产品加以传递的人，会具有特殊的优势：他们通过因特网或其他网络技术，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取知识创造所需的无限量的“原材料”。虽然所有工种都含有知识的成分，但文盲的农民也可以通过更多地获取信息而受益。网络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知识或技术要求的提高。低技术或无技术的工作——技能的两极分化——在网络经济中仍然存在。
不可逆转性和速度
信息通信技术是一种“超（元）技术”，其特点是对于整个经济以及对于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之外的科技进步具有深刻影响。除非发生灾难性的情况，否则，信息本身的喷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信息发展的进程却是无法预先设计或预先确定的。很明显，这将是一场“可以驾驭的革命”，为了这场革命导向最大的公共利益，制定明智的政策和建立适当的机构是关键。采取消极的态度将导致边际化。
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促进革新和创造性，而这种革新和创造性的结果不能事先知晓。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之一是清楚的：工作正变得日益独立于原场所——而这将改变管理方法、就业合同的性质以及就业的质量。再者，在世界任何地方“实时”组织生产的能力毫无疑问会导致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
数字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在因特网诞生后的前4年中就有5000万人上网冲浪，而且人数还在急剧增加。但是速度也意味着破坏和分化。由于现有机构和法规框架不足以应对快速变化和新的要求，破坏随之发生了。不能做出调整的组织和机构面临着失去现实作用的风险。技术变化总体青睐于有准备者：世界上不同的变革速度和不同的准备水平意味着现有的“数字鸿沟”注定要进一步扩大。
正在扩大的数字鸿沟
在各国国家内部，数字鸿沟通常有着共同的特点。比如，因特网的使用，在年轻人中比老年人更为普遍，在男性中比妇女更为普遍，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中比受教育程度低的更为普遍，在城市居民中比农村居民更为普遍，以及在收入较高者中比收入较低者更为普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水平，即使它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教育本身收入、也常常与居住地密切相关。在大多数国家，女孩子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即使在富国中，她们加入核心技术课程的人数也只相当于男孩子的一小部分。
在国家之间，数字鸿沟通常也有共同的特点。世界人口中仅有6%的人曾经上过因特网——其中85%~90%的人是在工业化国家。国民收入水平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极为相关，很明显，国民收入水平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数字鸿沟的突出特征。电信的成本和可获得性决定着因特网的普及程度，越贫穷的国家，人均准入成本就越高。专制的政府限制信息交流的发展，有大量证据表明，凡在具有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地方，因特网的应用都有较高的水平。
如何影响市场？
宏观政策和法规环境的特点对于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程度、企业如何利用新技术以及新企业是否会创造出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是新技术在微观水平上所创造的刺激力以及竞争的强大压力直接决定着信息通信技术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效益。
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可以降低整个经济（包括在“老式经济”的产业部门）的成本并提高生产率。随着整个经济成本的降低，一些人相信一种“新经济”即将出现——其特点是低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经济增长潜力并存。目前至多可以说，围绕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价格变动关系出现了一些有希望的迹象。已有的证据表明，电子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似乎正在导致现有的价格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例如，某些证据表明，电子市场能为消费者降低高达15%的费用开支。更为有意义的是，在许多“老式经济”行业的企业之间的交易或者“B2B”交易中也明显降低了成本。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信息通信技术部门本身是增长最快的部门。尽管在任何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信息通信技术部门通常不会占到劳动力总数的5%以上，但该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却要大得多。
如何影响工作组织方式？
全球化已经推动了企业的内部改造，导致工作组织方式向减少等级和以项目为基础的工作团队方向演变。迅速应对易变的产品市场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需要，也存在于扩大外包加工的趋势之中。“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出现加快了这些工作组织方式的变化。处在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中的企业都经历了两种变化：一是花在制定战略方面的时间更少；二是竞争优势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与市场同步”已经成为一种关键性的竞争资产。这反过来促使企业要依赖其核心雇员的创造性、知识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事实表明，企业效益的明显提高只有在新技术的应用与工作组织方式的广泛变化相结合的情况下才会实现。事实还表明，新技术得到最广泛应用的是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实行了最彻底的工作组织方式变革，诸如决策分权化，组建半自治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工作团队等。
竞争的快节奏意味着，对于一些高技能的活动，公司需要依靠外部劳动力市场作为临时性投入。同时，技术进步也得以使公司对外分包工作而不受场所的限制。这种扩大投入所需要的外包方式由于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和迫于竞争压力而得到迅速发展。拥有充足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的地方（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新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诸如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等“无形”产品市场而获益。
“载体”和“内容”行业的聚合导致了大企业间的并购。同时，也降低了进入技术快速变化时代的门槛，在这个时代，创造性和革新精神要比有形的工厂、有形的原材料和投资资金更重要。企业创办活动方兴未艾。
有潜力，但不是没有风险
在实时方面，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既具有优势，也是产生新的不稳定的根源。例如，因特网企业的财富和至少部分员工的报酬非同寻常地依赖于易变的股票市场。同时，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资本市场——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而实现的最为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是造成工作岗位大量损失的重要根源。
还有一个事实上，在实时上一体化的价值链导致相互依存，而这种相互依存反过来又加深了价值链的任何环节遭受破坏的脆弱性。一方面，这种状况本身就可能是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在高度一体化的价值链的任何一点发生自然的或人为的混乱都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立即引起反响。另一方面，这种状况的另一个效应很可能是扩大了工人及其组织对雇用他们的企业的影响力。
最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与工业化国家之间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加大对没有建立联系地区的相对排斥。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制定十分恰当的政策以扩大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受惠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经济将是一种创造工作岗位的经济吗？
本报告对于信息通信技术得到最大广泛应用的地方增加就业机会表示谨慎乐观。在信息通信技术核心部门本身，生产率的提高最快，这使该部门的制造行业产值大增，但就业不断减少。制造行业就业的减少已经被服务部门新市场和新就业的迅速增加所补偿并有富余，其中商业服务、厂商服务及社会服务（卫生、教育）增长份额最大。例如，事实表明，法国制造业部门加大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所带来的减少劳动力的负面效应，已经基本上为服务业、特别是商业服务业的就业增长所抵消。
证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总因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那些信息通信技术在经济中得到最广泛应用的国家。这些国家也是就业增长最多的国家。在信息通信技术得到最广泛应用的国家中，就业比最高也是不争的事实。证据还表明，在因特网使用最广泛的少数国家中，如丹麦、芬兰和爱尔兰，失业下降最多。尽管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但已有良好的迹象表明，信息通信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
不管如何，新技术的应用都是与就业创造和就业丧失的新模式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存在着就业创造的良好迹象，但很明显，工作岗位也会通过三条主要途径流失——变得过时、生产自动化和“中间环节的消失”。
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实现自动化，如电话自动转换器的采用，替代了老式的工作任务和职业。但是，新技术也创造出新的工作任务和职业，如网页设计者、传呼中心工人及其他一系列新的中间环节工作人员。在如下事实方面大家已有共识：在技术方面最有创新的企业中，就业创造、就业丧失和就业转换的速度最快，而这些企业所属部门的总体就业在增长。更为普遍的是，信息通信技术为需求增长的职业创造工作岗位，如软件编程，而破坏技术上需求下降技能的工作岗位，如那些和模拟技术有关的工作。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得以使日常工作实现“编程化”和自动化，从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节约了劳动力，这当然是工作岗位减少了一个原因。由于人们可以更直接地获取信息或转换职能，一些以信息中介服务为基础的工作岗位（如旅行代理机构）可能会丧失。
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但也有稳定性的迹象
当工作不依赖于场所时，通过因特网和电子邮件，新型的工作方式就发展起来了。这带来自营就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电子——自由人”依靠自己从一个企业转换到另一个企业或者从一个项目转移到另一个项目，持续时间有时是几个月，有时是几天。在处于数字经济前沿的劳动力市场上，如硅谷，自营就业和临时工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企业而言，这些人的技术水平和价值很高，但是，他们的知识符合企业专业性的程度却很低。结果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最广泛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也在发展。尽管没有分类数据，但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自营就业、临时工作和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一直在增加。
流动性数字化劳动力的增加既要求改革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机构，也要求建立符合他们需要的新机构。不论是公共就业机构还是私营就业机构，都正在扩大工作匹配职能以外的服务范围，以适应流动劳动力的额外需要。在代理工作行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最先进的公司不仅为其临时工提供延续性职业，而且也可为其提供技能。工会和雇主组织也正在为这些新型个体劳动者提供服务。
关于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理论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从业人员来说，就业的稳定性仍然是出奇的高。本报告研究了1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中12个国家中，“岗位就业期限”——一个用来衡量就业稳定性的标准——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要么没有变化，要么确实增加了。即使更深入地观察和“新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些职业，如电信业工人或者那些分配部门的人员，岗位就业期限也大致没有变化。
尽管处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继续保持就业稳定也并非是不合理的期望，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前文指出的，经合组织国家劳动力市场正在老龄化。岗位就业期限总是随着劳动力年龄增加而延长。第二个原因可能和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竞争优势有关。随着“时间到市场”变得日益重要，工作组织需要进行调整以便使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并能对产品市场的压力做出更迅速的反应。对新的工作组织方式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加大“开发”劳动力的潜在知识。为了做这一点，要求有一种同时促进信任和实验的工作场所文化。这种行为在就业高度不稳定和人员频繁流动的工作场所中的相互陌生的工人之间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业稳定不是表示缺乏变化。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有压力、更加多样化、更加动荡。但是，动荡主要是发生在企业内部，实际上企业内部的工作岗位在不断变化。就业稳定也并不意味着就业保障：合同在变，压力在增加。本报告援引实例说明了各个等级的劳动者认为就业缺乏保障的情况。
就业的空间分布
本报告着重分析了立足于任何实体场地的工作独立性问题。这是以家庭为场所的远程工作的一个特点，但也是指工作岗位，如在传呼中心、数据录入和处理、软件开发等方面的“办公室后院”的职员岗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工业化国家，独立于场所的工作占就业的份额正在增加。例如，在英国，几乎1/4的劳动力目前至少在家中从事某些工作。到2003年，在欧盟所有的传呼中心的雇员估计会从2001年的67万人上升到130万人。
人们通常认为，妇女会从这种脱离工作场所的新独立性中获益。在某些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例如，在家中工作，可以更好地兼顾家庭和工作计划。但是，这种职业选择也可能造成孤独和排除。与男性相比，妇女不大倾向把远程工作和呆在办公室混淆在一起。女性从事远程工作也不像男性有那么大的流动性，主要是在家中进行。在家中工作，妇女更容易把远程工作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而男性更愿意把两者分开。在发展中国家，传呼中心工作和数据处理工作绝大多数是女性的职业。但是，尽管从事数据处理工作可能优越于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选择，但作为职业生涯却没什么前途。传呼中心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似乎差别很大。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一种新型的、比较宽松的和更有吸引力的工作文化氛围；但是，在最差的情况下，传呼中心被人们称为是“数字时代的血汗工厂”。
有一种估计认为，工业化国家服务行业全部工作岗位的5%可能被发展中国家所争夺。这意味着大约有120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加勒比地区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近5000名妇女被雇用从事数据处理工作。这类工作能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出口市场上提供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同时也直接提供就业和外汇收入。但是，如果这种工作转移的规模只是一种可信的估计，那么，它就意味着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就业的最大潜力需要在其他方面体现出来。
除了通过提升服务的贸易度来参与全球价值链之外，信息通信技术还可为纯国内性生产活动和相关就业的增长提供可能性。例如，像孟加拉国、印度、塞内加尔和其他国家，通过发展远程工作中心，做到了为成千上万的人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又比如，在过去的4年中，印度通过建立移动电话中心创造了约25万个就业机会。这种地方性的创业活动很可能会对当地经济产积极的外在影响。事实还表明，妇女在远程工作中心的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大大提高了妇女作为这类服务的消费者的参与程度。
促进发展的可能性
显然，信息通信技术是一种工具，而工具不能代替真正的发展。但是，信息通信技术提供了可以加快发展的工具。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主要作用是能够更多地获得和利用信息，所以恰恰是在那些获得和利用信息最少的地区，技术能够产生最大的边际影响。电信业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既然甚至连移动电话也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从因果关系看，而且一些证据已经表明，改善电信业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数字鸿沟日益扩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对任何发展水平的经济都有好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潜在的好处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将技能人才、基础设施和政策三者配置合理的国家，它们可以成为全球无形产品或总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市场中的重要生产场所。如巴西、中国、哥斯达黎加、以色利、马来西亚和罗马尼亚等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做到了在这类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某些商品支持着它们的成功。比如，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为了赢得最大利益，开发关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基本技能，包括开发软件应是必需的。如果缺乏这类技能，不仅技术的发展不能保持，而且也不能使之适合当地的应用，以便从这种应用中获得最大的经济优势。
第二，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内在的跨越发展潜力，可以实现加速发展，这里，跨越发展被界定为超越发展时间或成本方面的早期投资的能力。实现跨越发展首先要有一个技术基础：通过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发展中国家能够超越对固定线路电信基础设施进行费钱、费时的投资的阶段。
从经济角度来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跨越发展。例如，发展中国家常常利用廉价、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优势而在出口市场上获得最初的立足之地，这正是服装行业的特点。在拥有恰当技术能力的国家，它们可以跨越这种对全球市场的初级、低附加值的进入，而投身于更高附加值的生产。这样的事例之一是哥斯达黎加，该国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是促使英特尔公司决定在那里建立一个半导体生产厂的关键因素。
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至少也有进入全球有形或无形产品市场的潜在机会。例如，目前在菲律宾和越南正在形成一些从事软件开发的地区，客户是通过因特网而确定的。对于有形产品而言，只要物质上的基础设施足以承担即将达成的交易任务，国家就能为自己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商品找到市场，比如当地制造的产品或文化手工艺品。在很多情况下，跨越发展是指微观经济层面上的优势。想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得到好处，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有关商业、贸易、投资、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以发挥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潜力。在这方面，中国的战略特别令人鼓舞。中国已经把从前几个不同的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并建立了一些经济开发区，专门用于培育处于开办阶段的风险型信息通信技术企业。
第三个方面的好处来自网络化开辟的减轻贫困的可能性，这种好处能够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奠定基础。如果信息通信技术能够做到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它就可以对那些为贫困阶层的人提供生活来源的经济活动产生连带影响。贫困人口也能从技术提供的信息中直接受益——或者通过从新技术赋予他们更多的集体发言权和权利的机遇中受益。最后，如果新技术可以做到使政府的政务更为透明，将其服务以较低的费用扩展到更大范围，那么贫困人口就可以从更便利获取质量改善的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中受益。这种情况还可以为妇女通过获得学习机会、更多的收入以及更大的自主地位而带来机遇。贫困人群获得信息通信技术的途径最有可能出现在社区层面上。扩大贫困人群获得信息通信技术的关键，可能在于改善非政府组织的能力，以及健全负责医疗服务、儿童福利、基础教育或营养等方面问题的地方发展机构。
教育最为重要
本报告要强调指出，文化和教育是不能跨越的，因为文化和教育对于从正在出现的数字时代中获得最大好处是至关重要的。促进总体的教育和文化发展，特别是促进对数字文化的学习，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各国教育水平的差距是造成信息通信技术渗透率和因特网使用率方面差别的根本原因。例如，信息通信技术的世界常常被说成是相对年轻人的世界，已有的证据也支持这种观点。世界上2/3的文盲是女孩和妇女。没有足够多的女孩在学习科学方面的课程，而这些课程是有关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核心。
最富裕的国家在确保因特网进入教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欧盟有一个计划，到2001年年底，要让学校的“入网率”达到100%。仅仅准入是不够的：教师们需要在新技术的实质内容及其最有效的使用方面得到培训。但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类培训也远不是全面的，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做的投入通常极少。很明显，对于世界上大多数而言，这一目标离现实太遥远了。在最为贫穷的国家中，目前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促进文化学习以及获得普通教育的机会。
学校设备差或根本没有学校是最贫穷地区的最大特点。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远程学习，能够大大拓展最需要学习的人们的学习机会。发展远程学习一开始成本较大，但使用的人越多则单位成本越低。在这些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学习可以成为对现有教育机构的重要补充。
首先在学校，然后在工作中的终身学习
在最富裕国家，财富的创造主要不是依靠物质投入，而是依靠知识。但是，知识本身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大。这种情况带来两个结果。首先，是教学方法的改变，教学方法不是把学生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向他们传授事实，相反，是教给他们如何学习的方法以及培养他们这样做的兴趣。简而言之，人们学习的方法正变成和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一样重要。在面临激烈竞争的高技术企业中，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学习的能力以及把现有的知识变为新知识的能力是一个获得竞争优势的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在这类公司中，天天学习已经成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学习的内容之一就是雇员之间潜在性知识的交流。
企业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导致对两大类技能的需求。第一类涉及一系列的基础技能，如学习能力、交际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对于倚重快速革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知识创造的工作环境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除了这类技能之外，还有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技术能力，对这类技术能力的需要已经远远超出了信息通信技术部门本身，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
在信息通信技术得到最广泛应用的地方，技能短缺——特别是围绕硬件和软件应用方面的技术辅助技能——即使无法量化，也是很严重的。这反过来阻碍了企业经济发展，使它们无法更快地采用新技术。与技能短缺相关的三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劳务移民的争论。发展中国家拥有的技术性技能人才可以用来满足工业化国家的技能需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移民工人可以从移民后经验的增加和工资的提高中受益，输出国家能够从汇回国内的汇款中受益。同样真实的是，像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国都已从其侨民在国外创办的网络中受益，同时也从侨民回国时带回的技能和经验中受益。当然，对于移民接收国来说，依靠外国劳动力是在短期内克服技能短缺的一个办法。
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而言，技术型技能人才输出可能导致人才外流，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这类短缺的技能人才损失。例如，印度每年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核心技能方面的全部毕业生在工业化国家可能都需要。同时，这对于接收国家来说也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一些证据表明，在美国使用技能型移民劳动力的吸引力在于雇主可以支付比国内劳动力更便宜的工资。此外，在美国和欧盟各国，人们普遍担心求助外籍劳动力的做法可能会降低对现有本国劳动力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必要性。这在出现的技能人才短缺和相对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地方尤其如此。
第二个问题与此相关联，这就是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劳动力在日益老化。这首先意味着大多数“明天的劳动力”事实上今天已经就业。促进终身学习和对现有劳动力的再培训需要成为针对已经就业劳动力的政策目标。因此，用相关的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武装工人将需要特别针对老年工人的需求。
第三个问题是在信息通信技术被企业采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能两级分化的问题。在高技术的那头，在工作中大量使用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技能的高技术工人可能有着广泛的职业选择机会并获得高工资。但是，在网络经济中仍然有许多工作是属于低技能和低工资的。技能的两级分化还可能强化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解决再培训和终身学习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有很多途径。再培训和终身学习问题在企业的培训政策以及工会的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获得学习机会的问题也越来越在全国性三方协议中或集体谈判桌上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在新加坡，拥有关键技能培训（CREST）计划将在2001年招收100000名学员。德国的三方性就业联盟议定到2003年将为60000人创造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培训机会。在南非，2000年专门在信息通信技术部门设立了一个三方性的培训主管机构。
为了应对技能短缺问题，产生了提供培训的新方法以及新的培训提供机构。远程学习是一种替代课堂教学的有价值的办法。例如，多国企业越来越多地为其全世界的员工使用远程学习方法；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公司获得成功以及工人提高就业能力的关键。课堂学习和诸如远程学习之类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应用的学习方法相比，是一种较差的方法。证据还表明，和课堂学习相比，互动的、利用多媒体的学习模式常常是掌握知识的更为有效的办法。改善世界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技能短缺的状况将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但这既需要发展公共/私营部门之间的多种具有开创性的新型伙伴关系，又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方面的投资。
就业和生活的质量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就业和生活的质量将会改善吗？网络经济为使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或工作和闲暇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提供了真正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在报酬和内容方面的回报，已经变得更加丰厚。在工作中创造知识和使用知识本身可能比在严格监督下执行面窄、单调的工作任务更加使人感到满足。工作相对于场地的独立性可能不仅是空间上的一次解放，而且可能是对必要的规划工作时间能力的一次解放。工作中知识含量的加大应该有利于促进男女劳动力的平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在有身体残疾和没有身体残疾的人群之间的分布也是大致相同的。显然，数字时代改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潜力是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一个定数。
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协议和机构常常是不再适合当前工作条件的发展趋势。社会保护方面的差距正在扩大。例如，一些自营就业者是假的自营就业，他们依附于某个雇主，但又不享有就业合同的好处。另外，尽管快节奏的、半自治性工作团队的工作可能带来激励性，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喜欢这种更大的责任带来的更大的风险性。这些风险的范围从需要使自己通过继续学习以保持“可雇性”到必须同时处理竞争需求和应付“过量”信息的更大压力。另外，通信革命带来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是，迅速扩大的高密度实际通信可能与孤独感的日益加深相伴随。在数字时代，大量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完成，对某些人而言，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其后果造成了工作和闲暇时间的相互混淆。在这种情况下，远不是按照家庭生活的需要调整工作要求，反而可能是加大了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都要工作的压力。老年工人可能被排除在信息通信技术所创造的新职业和工作岗位之外，而女性因为在科技培训方面落后于男性，也可能被排除在外。本报告还强调指出了其他许多风险，包括从卫生安全方面的风险到对隐私权的侵犯以及技能的两极分化。
化解消极后果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选择
化解工作性质变化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产业关系的一项关键功能。但是，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在创造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使得发展集体组织和加强工人代表权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信息通信技术伴随着生产单位的缩小，并加快了两种趋势的发展：一是工作外包的趋势；二是要经常重新确定哪些人是核心雇员、哪些人不是核心雇员。生产组织的分散化以及工作组织方式的不断变化是在新经济条件下把工人组织起来的额外挑战。
信息通信技术对工作中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朝正反两方面发展的巨大可能。很明显，保护工人的需要仍然存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发生破坏性的变化的条件下，这种需要更加大了。事实表明，工会运动需要改变态度和战略，以解决工人保护新的领域内的组织问题和代表权问题。一些国际工会组织的秘书处，如网络国际工会（Un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即UNI）已经针对网络经济制定了全面的战略和计划。例如，网络国际工会发起的“在线工人的在线权利”运动强调雇员对于公司电子邮件和内部网络通信应享有代表权，在监督雇员通信方面应尊重雇员的隐私权和设立恰当的程序。
工会组织在其政策、集体谈判协议或三方协商中也正在研究处理影响工作中生活质量的各种风险。当然，终身学习以及获得这种机会的权利也许是最为基本的权利，但也是正在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方面。在承认远程工作为一些人即创造出令人欢迎的机会，又带来风险的基础上，远程工作也是集体谈判正在涉足的一个领域。远程工作协议的共同特点包括：远程工作为自愿承担，工人可以撤销自己的决定，从事远程工作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地位不可降低。
工作场所的紧张问题也开始进入工会的谈判议程之中。知识产权的数字化再生产是从事娱乐和媒体工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新闻记者们谈判的焦点。工会也正在通过扩大获得新技术的途径以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例如，瑞典的LO工会和美国的劳联一产联通过向其成员提供低成本的和因特网相连的个人计算机以帮助克服国内的数字鸿沟。一些国际工会组织秘书处也正在帮助其发展中国家的分支机构学习掌握数字文化知识。
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当代技术变革给劳动力市场机构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但这些技术也会给工会和雇主组织带来好处。例如，一些雇主组织，如瑞典的ALMEGA，已经创立了一种网上存在方式——一个“虚拟的雇主组织”——可以使该组织提供互动式服务，这种服务是符合成员兴趣的个性化设计。这个网站可以使该组织接近非成员单位，特别是新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新型小企业。
对于工会而言，根本目标仍然是把加入的、更加多样化的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例如，网络国际工会已经把组织自由职业的劳动者作为其优先工作。 一些工会特别为自营就业者建立了组织。在荷兰，FNV联合会的联盟工会在1999年创立了FNV Zelfstandige Bondgenoten，这是荷兰第一个专门为自营就业人员建立的工会。在美国，从属于美国运输工人协会的一个新组建的组织正在试验一种类似“行会模式”的组织方式：华盛顿技术工人联合会（Wash Tech）是一家面向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的机构和直接雇用工人的新型网络服务提供商，它提供个体的服务，而不是集体谈判服务。
获得信息以及通过通信形成的集体力量可以帮助工会纠正工作场所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状况。正是通过因特网这一载体才在1999年组织了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活动。还有数不清的例子说明在谈判桌上如何使用因特网来增加“信息的对称性”问题。通过因特网，地方性的争议会“走向世界”。许多工会组织使用了“网络纠察”来广泛反映侵犯工人权利的事件和不良产业关系的行为。在越来越依靠实时信息流的全球化生产组织中，给工人声音以更大的力量是完全可能的。
小结
在本报告的最后一章，提出了有关政策问题，这些政策对于扩大数字时代的潜在好处和减少调整代价是必需的。信息通信技术对于扩大就业、改善生活质量以及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的潜在好处是毫无疑问的。有疑问的是这种潜力对于世界上多数人来说是否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转化为现实——或者说变革的风险能否得以避免。如果采取消极的政策态度，而让市场单独主宰变化的方向，那将会加大数字鸿沟。另一个事实是，人们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既会受到积极的影响，也会遭受到同样多的消极影响。基于这些理由，社会选择和社会选择赖以做出的机构对于数字时代是必需的。
注释
1请注意贫困线是按照1985年物价的购买力平价（PPP）美元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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